【深度】到“世界尽头”南极点，发现中国战略的一个漏洞（附南极分享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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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12月23日《环球时报》、观察者网等媒体。原标题是《“南极点”归来，思考中国战略》。

2017年12月中旬，笔者从北京出发，在香港与同行者集结，经过约16个小时的飞行在南非开普敦补给一天，再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后，降落在由中国人参与建设的南极狼牙冰面机场上，亲历了中国商用飞机首次降落南极的激动时刻。接着，笔者与同行者坐半个多小时的运输机抵达营地。简单调整后，在南极点上空气候与风向的最佳时间窗口再次启程，经5小时飞行后在南纬83度营地加油补给，再经过近3小时飞行，总计约35小时的六段航程、前后共4天，终于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作为自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南极科学考察队以来，国内为数不多、曾到达过南极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笔者沿途还就地缘、经济、旅游与产业等议题对南极洲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调研，深刻感受到南极洲的战略意义重大，中国急需加大对南极的科考与商务力量的投入。

作者所在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国内首家抵南极点调研的新型智库。

中国人去南极点，需要有"中国力量"

"南极"是地球上第五大洲"南极洲"的简称，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寒冷、最荒凉、最干旱、最孤立的大陆，除了少数科考人员季节性地工作逗留外，没有任何常住居民。南极大陆周围被一片白茫茫的冰川与海洋包围，年平均气温零下25℃，内陆平均气温零下52℃左右，历史上测量到的最低气温曾达零下89.2℃。

南极还是地球上风力最大的地区。在南极观测到的最大风速记录是"100米/秒"，相当于12级台风的3倍。狂风会吸干人体热能，直至死亡。一个真实故事发生在1960年10月10日，日本的南极科考站"昭和"有一位叫"福岛"研究人员，在走出基地喂狗时突遇35米/秒的暴风，瞬间没有踪影，直至七年后，科考人员在距站区4公里外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尸体。南极许多地方年降水量近乎零，比非洲撒哈拉大沙漠还干燥，是名符其实的"白色荒漠"，紫外线与反色光极其强烈，在户外几乎无法在不戴墨镜的情况下睁开眼睛。

过去半个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南极国际旅游业逐渐拉开，除了科察人员，近年来抵达南极旅游的人数年均已超3万人，但限于各种条件，大多数抵达南极的人都只是在南极洲海岸线、或在南极圈之外的南极半岛一带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能够抵达南极点的人员约300人，中国人一般不超过50人。有人调侃，如果将"去南极"的说法比喻成"去北京"，那么，绝大多数去南极的人最多只是到了"六环外"转一圈就回去了。

在南极，笔者同样体会到这种"一切听天安排"的行程设计。大风、冰面、阳光、气温、生态等大自然因素，会随时改变一天的行程。本次笔者参加的南极科考团由海航集团组织，某家顶级的英国极地公司参与协助安排，团组邀请了企业、宗教、智库、旅游、餐饮界等共22人，但限于运输能力与气候变化，仅有一半人员成功抵达南极点。所有人除了对南极风光都感到震撼外，均感叹行程的不易。

作者乘坐运输机DC-3赴南极点的飞行途中持续吸氧写作。

在赴南极点的路程中，飞机一路都在离地面仅3000米左右的低空飞行，没有减压设施，所有同行者都觉得呼吸急促而困难，被迫持续吸氧。在南纬83度营地调整的那个晚上，所有人都只能住简易帐篷，篷外温度将近零下30度，篷内温度也有零下十多度，两个人同享一个账篷，篷内仅有硬板垫与睡袋御寒，身下就是冰面，所有通讯与物资都被切断，让人很容易体验到"史前文明"的真实感觉。

但即使这样，随行的加拿大助手、在南极工作数年的安东尼笑道，"这已经是五星级的豪华行程了，毕竟还有热水、帐篷内的马桶、有经验丰富的数位助手、不需要上百公里的长途步行、有重型羽绒服着装，等等"。

"如果能在国家的允许与支持下，运输资源与工具由中国人来主导与建设的话，这段旅程可能会更高效、更舒服一些"，一位随团的海航高管不由感叹道。目前到南极的中国游客已排在全球前三位，但中国并没有掌握南极旅游规则、资源与制度的话语权。中国没有一艘具有国际南极旅游运营资质的南极游船与空中航线。中国人要到南极，只能靠外国公司运营。这位高管透露，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调研、考察与安全起降试飞，此次组团就是代表中国民企决心尝试开创中国旅游在南极的新事业，提升整个南极旅游的质量与效率，满足中国人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中国人来南极，太晚了

笔者亲历这段由中国民企自行组织的南极商用首航，感受最深刻的不是南极风光，而是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现状远远滞后于中国发展"新时代"的焦虑。

如果按1772-1775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率两艘独桅帆船"果敢号"、"探验号"三次穿过南极圈作为人类南极探险的起点，而1984年11月向阳红10号远洋考察船、J121号船两艘科考船乘载近600位中国人第一次对南极洲和南大洋的科学考察活动作为中国人南极探索起点的话，那么，中国人晚了世界200多年！如果按照1959年12月，由美英澳等12个国家签订《南极条约》作为南极国际治理的起点，而1985年10月7日中国成为该条约的协商国视为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起点，那么，中国人在参与南极国际规制上则落后了25年。

这种滞后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府缺乏与民间社会的配合互动，并没有敢于对全球的未知公域进行全面的探索。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大卫·戴教授在其"人类探索南极的代表作"《南极洲：从英雄时代到科学时代》一书中，描述了数十位伟大的欧美航海家，全书以他们为民族与国家发展而奋斗的豪言壮语为标题，描述了英雄们如群星璀璨般闪过的南极探验史和探索陌生大陆的史诗般传奇故事。

500多页的巨著仅有一处轻描淡写地提到中国，可见中国在南极探险史上是多么无足轻重。而全书几乎都在讲述各国对南极探险者的支持、以及南极探险者对国家忠诚与尊严的追求。全书的各章节标题相当震撼，如"以我们的领土和人民的名义"、"将星条旗插在高山之巅"、"国家的荣誉和责任"、"扩展并确立英国的控制"、"我们应有所作为以证明我们的领土主张的正当性"，等等。

作者在南极举起五星红旗。

最令人感叹是第七章"像绅士那样死去"。1910年代，"谁能最先到达南极点"成了白热化的国际竞争，而这一章讲述的就是两位探险者挪威人罗尔德·阿蒙森与英国人罗伯特·斯科特"为了国家荣誉奋勇向前"的紧张与悲壮。要知道，这不仅仅是马拉松跑那样几乎流行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只要不想做油腻中年男就能实现的五小时运动，而是在冰天雪地、冰山延绵、气温零下40度左右、每天仅靠雪橇与狗至少推进30公里、还不知道终点确切方向的"亡命时间之旅"。

几折几返，用了三个月的连续寻找，1911年12月16日，阿蒙森与同伴冷静、准确、勇敢地找到了南极点，用雪杖竖起挪威国旗。一个月后，斯科特才在南极点周围看到了竞争对手留下的雪橇、雪板与狗的印记，他在日记中难以抑制失败的崩溃情绪，"天哪！这是什么鬼地方，真可怕。我们为之苦苦拼命却得不到优先的回报！"

更糟糕的是，他与四个同伴返程穿越极地高原时，坏血病、冻伤病、挫败与沮丧感彻底击垮了他们的疲惫身躯。收集的14公斤岩石样品成了难以承受极点回撤之重。大卫·戴教授用两页篇幅描述斯科特与同伴一个个悲壮地离去。斯科特写道，他们将"像绅士一样死去"，"英国人仍能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并为之奋斗到底"，为"未来的英国人树立榜样"。几个月后，人们找到了他们的遗体，并在附近的小山丘上刻着《尤利西斯》的诗句："勇于拼搏，勇于探索。勇于发现，绝不屈服。"

此后，英国以近乎狂热的宗教情结塑造了斯科特这样的民族英雄，推动着英国人接下来一步步想将南极牢牢固定在大英帝国版图内的战略。后来，为了纪念这两位勇士，美国还在南极点建立了"阿蒙森一斯科特"科考站。

笔者不由想起近年来在各地讲解"一带一路"时，被中国听众问及最多的是"如何看待一带一路风险"。具有风险意识，当然是生意人与企业界的常理，但相比于那些长期以来欧美探险者的豪迈与为国家奋进的大无畏精神，当代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汗颜呢？

好在历史的吊诡，英国人没有全面控制南极。飞机等科技发展使得美国后来居上，也使得各国对南极的争夺变得平等化，最终促成了国际社会搁置领土要求争议、和平开发与科学考察的妥协结果《南极条约》。

同样感叹的是后来居上的美国。1826年，美国时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强烈支持航海家雷诺兹，后者靠每人50美分入场券的演讲会为南极探索筹款。亚当斯总统评价雷诺兹的演讲"展示了真知与科学"，并希望美国成为"海洋强国"。相比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提"海洋强国"概念，中国在这一项上又晚了186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成功地利用技术革命产生的飞机等设备，加速对南极的探索，更是利用二战等重大历史机遇后的国际制度设计，成为目前在南极影响力、主导力最大的国家。

中国需要更多地挺进南极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国的确是晚了，但根据2017年发布的长篇幅《中国的南极事业》政府白皮书显示，中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30多年来，中国已开展了33次系统的南极考察活动，测绘和编制了覆盖南极近30万平方公里的各类地图400多幅，命名了300多条南极地名，回收陨石拥有量位居世界第三。2009年1月27日，中国在南极内陆"冰盖之巅"成功建立了第三个南极科考站"昆仑站"，标志着中国跻身国际极地考察"第一方阵"，目前世界共有28个国家建立了53个南极科考站，只有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中国等七国在南极内陆冰原上建立了常年科考站。而且巍然矗立在海拔4093米南极"冰盖之巅"的中国昆仑站，是目前所有站中海拔最高的。

不过，抵达南极点后，看到庞大的"阿蒙森一斯科特"美国科察站建筑群就屹立在边上。更不可理喻的是，在"南极点"标牌旁竖立着美国国旗，竟不允许任何人挪动；在"南极点"纪念球的周围竖立着12面国旗，象征着当年签署《南极条约》最初12个国家，里面没有中国国旗。此时，"中国人需要更多挺进南极"的想法在笔者脑海中变得更加强烈。所有同行者同样有这样的强烈愿望，如作为虔诚佛教徒的海航董事长王健在南极点就情不自禁地许下了"世界和平，国家强盛，海航强大"的弘愿。

事实上，南极的潜在重要性被中国人远远低估了。以资源为例，南极洲占有全球80%的淡水资源，石油、煤、铁的蕴藏量都是全球第一，尽管最初探索南极的国家均已暂时停止了领土要求，但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以科考、生态、旅游为名在南极"跑马圈地"的现象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南极周边国家如智利、阿根廷过去30多年还多次专门安排女性国民在南极大陆上分娩，人为地制造"南极诞生的本国国民"的即定事实。

协助笔者此次南极点之行的英国极地公司，老板派粹克是一位英国探险家，曾在英国政府与各大公司的支持下，步行两个多月抵达南极点，后来在南极洲的海岸线边上创立公司，盖起几栋简易的房屋，雇佣各国的探险家，协助全球商务团与旅行者来南极观光调研。类似这样的极地公司还有几家，如美国、俄罗斯、印度等，他们建造可供极地运输机起降的简易飞行跑道、设立可供居住的驻地、在基地四周长期活动以便精确熟悉地形、且还能通过商务模式可持续地长期运营。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设立类似的极地公司。

南极还拥有可供人类食用的、高营养的磷虾资源，但这类重要的公共经济利益，中国同样参与不足。据统计，2012年中国的磷虾捕劳量仅仅是挪威的4%、日本的25%。再以旅游为例，目前南极旅游业的年产值超过100亿美元，且每年有两位数的高增长，中国出境消费市场还远远未开发出来，中国旅游资质与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绝大多数利润是被国外公司所占有。

诚如十九大报告中所说，随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提升，中国人的南极旅游热情与人文关怀一定会不断高涨。通过南极，中国可以进一步关心地球的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地缘政治、经济价值、资源开发以及未来中国作为全球强国在南极的应有权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南极治理，不仅将极大地提升当下与中国全球地位不匹配的南极作用与影响力，还将扩大世界各国在南极的代表性，也将更好地推进南极的科技合作、环境保护与相关国际条约的履行。

毕竟，中国参与南极治理决不会重复过往欧美国家的三大缪误。一是不会有无谓杀戮。过去一百多年，欧洲国家在南极洲"原住民"鲸、企鹅等的血腥屠杀，丝毫不亚于当年美国对印第安"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从上世纪初开始，欧洲人领衔的南极探索已经日趋商业化。1904年首家捕鲸公司成立，疯狂的捕鲸与猎杀海豹常常令空旷与荒芜的海域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到1910年，南极洲南乔治岛上的六家岸站和七个工厂加工船共猎杀和加工了6000多头鲸。二是不会有领土要求。目前仍有多个国家觊觎南极洲领土。三是南极洲的环境破坏。据科考论证，南极洲上空出现地球上最大的臭氧层破坏，主要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的工业排放积累。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不允许商业开发的。的确如此，但基于笔者阅读的大量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在目前利益导向、技术条件保障与气候逐渐变暖三大背景下，南极的开发肯定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开发"的问题。毕竟，从资料所述与现实所见，参与渔业捕捞、旅游开发最猛烈的，往往是那些早期签署条约的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利用信息化革命的时代机遇，通过架建通讯机站、搭建提升国际旅游者舒适度与安全感的环保简易房屋、为南极提供更优质的运输力与机场跑道、优化南极垃圾处理与生态保护等各类南极急需解决的问题，再借助G20、"一带一路"、年度南极公约协商机制等国际制度平台的改革良机，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好全球治理方案的中国，怎能缺席下一个阶段的南极治理呢？

附：

人大重阳系列讲座第100期

"南极点"归来，思考中国战略

2017年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从北京出发，在香港与同行者集结，总计经历约35小时的六段航程、前后共4天，终于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作为自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南极科学考察队以来，国内为数不多、曾到达过南极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沿途还就地缘、经济、旅游与产业等议题对南极洲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调研，深刻感受到南极洲的战略意义重大。12月27日晚，从"南极点"归来后的第一时间，人大重阳举办讲座，与各位分享相关南极点之行的相关感受。具体议程如下：

时间：2017年12月27日（周三）晚7点－9点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602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姚乐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主讲人简介：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等。曾担任过八年的报人，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主要著译编作包括《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的全球演讲》《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美国的焦虑》等30余本。

王文主张"脚底板下做学问"，走访调研近百国，撰写的研究报告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与肯定，是多个部委的咨询专家。曾获"2014中国十大智库人物""2015中国发展改革领军人物"、2016影响中国年度智库、2017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等荣誉，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王文是十位发言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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